第337章 《语言的根系与诗意的飞升》(1/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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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语言的根系与诗意的飞升》
——论树科粤语组诗《道嘅意象》的方言诗学建构
文/元诗
在普通话日益成为文学表达霸权语言的当代诗坛,树科的粤语组诗《道嘅意象》以方言的倔强姿态,完成了一次对汉语诗学本质的回归与超越。这组由《心》《人》《天》《地》《魂》五首短诗构成的组诗,表面简约如俳句,内里却蕴含着岭南文化特有的精神密码。当现代汉语诗歌在"翻译体"与"古典拟仿"两极间徘徊时,树科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——让诗歌回到语言的根系处,在方言的土壤中重新培育诗意的植株。这种创作实践不仅延续了从《诗经·国风》到汉乐府民歌的口语传统,更在当代语境下开辟了方言诗学的新可能。
《心》作为开篇,以三行建构起整组诗的哲学基调。"稚嫩,易感,缩张/反正大细/至紧喺序……"这种看似简单的描述,实则暗合陆九渊"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即是宇宙"的心学要义。粤语特有的"大细"(大小)、"至紧喺"(最重要的是)等词汇选择,使抽象的心性讨论获得了具身性的方言质感。尤其"缩张"一词,在粤语语境中既指心脏的生理跳动,又暗喻情感的收放自如,这种一词双关的修辞效果,恰是方言进入诗歌时特有的优势。诗人将宋明理学的心性之辩,转化为岭南日常口语的轻快节奏,使玄学思考获得了鲜活的生命脉动。
《人》则展现了粤语在表达人际关系时的独特韵味。"我喺你度/你喺我度"这种位置互换的句式,在普通话中或许会表述为"我在你那里/你在我这里",但粤语的"度"字不仅指代空间位置,更包含"范围内所属领域"等微妙含义。这种方言特有的语义密度,使简单的诗句产生了多重解读可能:既是物理空间的相互进入,又是精神世界的彼此拥有。后两句"路途篱笆/一步两心"将客家山歌中的比兴手法现代化,而"心喺心度"的递归式表达,则令人想起禅宗"心内观心"的修行法门。整首诗在岭南民间智慧与佛教哲学之间建立了精妙的联系。
《天》以孩童般的语言展开宇宙想象,"一跳上天/步步宇宙"的夸张修辞,既符合粤语口语的生动特性,又暗含庄子"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"的逍遥精神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"嘟有星愿"中的语气词"嘟",这个在普通话中通常被规范为"都"的粤语用字,保留了古汉语的发音特征(《广韵》:"嘟,当孤切"),同时赋予诗句独特的音乐性。这种对方言语气词的创造性运用,使天文想象获得了童谣般的韵律节奏,在严肃与诙谐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。
《地》的处理更具哲学深度。"血肉嘅躯体/精神嘅故乡"二句,以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"嘅"(相当于"的")连接物质与精神,这种语法选择使抽象概念获得了方言特有的实在感。后两句"飞起咗/嘟返嚟……"中,"咗"作为粤语特有的完成时态助词,与普通话形成有意差异,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成为文化身份的标记。全诗短短四行,却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、从出走到回归的辩证循环,其思想密度令人想起海德格尔"诗意的栖居"命题,但表达方式却是彻底岭南化的。
作为组诗终章的《魂》,展现出粤语在描绘超验体验时的独特表现力。"阳光喺前面/你噈喱埋喺后边"中,"噈喱埋"这个粤语特有动词组合(意为蜷缩躲藏),以形象的肢体语言表达灵魂的畏光性,这种表达在普通话中几乎不可复制。后段"话知你红系黑/逍遥无天涯……"更将粤语的世俗智慧提升至哲学高度,"红系黑"(是红是黑)的选择疑问句式,包含着对二元对立的超越,而"逍遥无天涯"则巧妙化用《庄子》典故,使粤语口语与道家思想形成跨时空对话。这种语言混搭产生的张力,正是方言诗歌最珍贵的特质。
从诗学传统看,树科的创作明显受到香港"粤语入诗"传统的影响。从七十年代西西《我城》的方言实验,到黄灿然《我的灵魂》中的粤语思维,粤语诗歌始终在寻找古典与现代的平衡点。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,他将这种方言写作提升至本体论高度——不仅是借用粤语词汇,更是以粤语的思维结构重建诗歌的认知方式。组诗中频繁出现的"喺"(在)、"嘅"(的)、"噈"(就)等语法词,表面是方言标记,实则是另一种世界观的入口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"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",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(如将"先"置于动词之后:"行先"而非"先行"),实际上构建了不同的时空认知模式。
在音韵层面,组诗充分利用了粤语完整的入声系统和丰富的韵尾变化。如《魂》中"黑"(hak1)与"涯"(ngaai4)形成的突兀押韵,在普通话中无法实现,却在粤语中产生特殊的音响效果。这种音韵特质使诗歌即便脱离文字,仅通过朗诵也能传递独特的文化气息。同时,粤语中保留的大量古汉语词汇(如"朝早"对应古汉语的"朝"),使诗歌自然具有古今对话的维度,这种历史纵深感是普通话诗歌难以企及的。
从文化认同角度审视,《道嘅意象》的方言写作具有抵抗文化同质化的积极意义。在全球化语境下,方言成为地方性知识最后的堡垒。树科通过粤语诗歌创作,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文化记忆的修复工作——那些被标准汉语过滤掉的岭南思维方式、情感模式,在方言诗歌中得以保存。组诗中反复出现的"心"与"魂"的辩证,正是广府文化"务实而超越"特质的诗意呈现。这种精神气质既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厚重,也有别于江南文化的婉约,而是岭南特有的"饮茶哲学"——在世俗生活中追求精神超越。
从诗歌史发展脉络看,二十世纪的新诗革命过分依赖普通话写作,导致现代汉诗失去了与各地域文化的有机联系。树科的粤语诗实验,提示我们重新发现方言的诗歌价值。就像叶芝通过爱尔兰英语、聂鲁达通过智利西班牙语各自开创了独特的诗歌传统,汉语诗歌的丰富性正存在于其方言多样性之中。《道嘅意象》中那些看似简单的粤语句式,实际包含着对汉语诗学本质的重新思考——诗歌应该生长在语言的根系处,而非悬浮在标准语的表层。
当代诗歌面临的根本困境,是语言工具化导致的诗意贫乏。当诗歌写作越来越依赖公共语言符号时,其表达能力反而变得贫弱。树科的方言写作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——回到语言的家园,在母语的土壤中重新发现未被规训的表达方式。组诗中那些普通话无法完美转译的诗句,正是其最具价值的部分。就像本雅明所说的"纯语言",方言诗歌也许更接近那种理想的语言状态——既是个体的,又是普遍的。
《道嘅意象》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隐喻。"道"的粤语发音"dou"与普通话"dào"形成有意差异,这种发音标记暗示着对"道"的另类诠释。整组诗通过粤语这一"边缘性"语言,反而可能更接近汉语诗学的核心——诗歌的本质不在于表达什么,而在于如何表达。当标准汉语日益成为思维的模式化框架时,方言反而可能成为诗歌创新的源泉。树科的实践告诉我们,真正的诗歌革命或许不是向前突进,而是向下扎根,在语言最原始的根系处,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的表达可能。
这组看似简单的粤语短诗,实际构成了一座精妙的诗学装置——它邀请读者进入粤语的思维世界,在那里,"心"可以自由"缩张","魂"能够"逍遥无天涯"。在这个意义上,树科的方言写作不仅是一种文化坚守,更是一种诗学解放。当我们将这些诗句放在现代汉诗发展的坐标系中观察时,会发现它们或许标示着汉语诗歌另一个可能的方向——回到语言的故乡,在那里,诗歌终将获得真正的自由。